乌鸦民俗的三大源流（2 / 2）

《隋书.五行志上》：“京房《易飞候》‘鸡鸣不鼓翅，国有大害。……鸡昏而鸣，百姓有事。人定鸣，系战。夜半鸣，流血漫漫。鼠无故群居不穴，众聚者，其君死……狐入君室，君不居。……野兽入邑……君亡。……野鸟入君室，其邑虚，君亡之他方……鸟鸣门阙，如人音，邑且亡……非常之鸟，来宿于邑中，邑有兵。’”

这些凶兆分成几种情况。甲种，鸡鸣时间不正常。这是鸡的生物钟因故受了干扰。以前见过报导，有人做过实验，在保证母鸡的营养条件下，白天中人为设置一段有如黑夜的环境’再恢复白天，有时确实可以各下一个蛋。这种异常情况让巫师们知道，可想更会有各种比附人事的征兆。乙种，鸡鸣时不拍翅膀，这是多见的情况，京房作为异常，是滥竽充数。丙种，老鼠聚在洞外不进洞，这有多种原因。如人投毒，有鼠被毒死洞中。或者洞中积水，蛇进入。或者将有大雨，房屋将塌，或者是地震前兆，但灾害将是大面积的，不会只限一人，更不会只是国王。丁种，野鸟进屋，野兽进城，这有偶然性或集中性的不同。集中性是在主人迁走，城中有传染病或战乱，许多人迁走，变为荒凉之境。没有这些条件，不会如此。可见京房是倒果为因，宣传迷信。

总之，这些乌鸦、鸟兽的所谓凶兆，都是把从鸟的活动判断敌情这一合理思考，抽去了条件，扩大化、片面化、绝对化，因而成为迷信。另外，喜鹊报喜、猫头鹰报忧的偶合性，也使得这些迷信说法有了市场。

四

从乌鸦既报喜又报凶的矛盾，本可以把它们各个击破，但古代很少有人作这种学术研究来破除迷信。于是两种说法得以偏安，只是有时显出时代或地域性的差别。

喜鹊报喜有偶合性即实证检验的对比，这妨碍了巫师为此编造更细致、具体的操作性。乌鸦则相反，他们凭空编造了一套一套的判断细则。

古代有托名东方朔所著的《阴阳局鸦经》一书，专讲用乌鸦占卜，已不存。宋代洪迈《容斋随笔.续笔.乌鹊占》言此书“大略言凡占鸟之鸣，先数其声，然后定其方位。假如甲日一声，即是甲声，第二声为乙声。以十于数之，乃辨其急缓，以定吉凶。”

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.前集.卷十六》：“乌鸣地上无好音。人临行，乌鸣而前行，多喜。此旧占所不载。”

敦煌藏经洞出世伯一〇四五号藏文写卷，是唐代吐蕃族用乌鸦占卜的吉凶事项及办法。序言中说：“乌鸦系人的怙主，传递仙人神旨。藏北系牦牛之乡，于该地之中央，它传递神旨，翱翔飞忙。八面上方共九方，喔咚婉鸣三声，速将多玛供上。乌鸦若全部吃光，即为神仙将供品用享。乌鸦所鸣叫均是前兆。……咙咙(按，此及以下叠音词都是鸦的鸣声)表吉祥，嗒嗒表无恙，哩哩表事急，唓唓表财旺，依乌依乌危难降。”

藏族实行天葬，死尸让鸟吃完表示灵魂升天。乌鸦是吃尸肉者之一，藏族人对它更多了一层敬祀的习俗。所供饲的“多玛”，是面粉、牛奶、酒、糖、酥油等制作的祭品。那里的乌鸦真有福气。

文卷中对吉凶事项是以表格方式叙列的。以鸣的时间为经，以鸦飞方向为纬，综合占断所主吉凶事项。时间有鸡鸣、平旦、日出、食时、隅中、日中、日映、哺食、日人、黄昏，共十段。即把唐代的十二时制中的“夜半”、“人定”两段略去，因为人和鸦都入梦乡，鸦不飞，人无见。鸦飞的方向有常说的四面八方，再加方向不易确定的泛说“天空”一种。

所主事项，如鸡鸣时鸦东飞主“大德来临”，即《周易》的“利见大人”。此时如鸦向西北飞，主大雨或大雪，不能出门。事项可分三类。吉祥是一类，约26项，其中有“有人领女人来”，“来白晳女人”。可见迎合俗人的心理。中性的一类如风雨、某方向有来人、来文牍，有13项。凶事有为女人斗殴，来催债、死人等，共43项，占大多数。这是巫师有意吓人，以求每事找他们问占，多得收入。

文书中还叙明，鸦在什么时候向什么方向飞时，占问者施多玛应附带的供养物，有牛奶、芥子、净水、肉、花朵、点安息香、大米等。

《周易》、《易林》中的占断词，一般比较笼统，很少说明主什么事情。这一鸦占术的每一项都具体到衣食住行、求官、娶妻、得财、打官司等，也就是具体化、绝对化。这虽投合占问者的心理，但更容易看出占断的欺骟性。但那时很少有人作揭露，所以他们不怕，迷信便畅行无

阻。后世的占卜书都是这类占断语。

古代四川巴陵一带，仅从鸦的飞行方向来占卜。《潜居录》介绍说：巴陵乌鸦不怕人，每年除夕时，妇女捉一只，喂饱，元旦早晨，把五色线系在鸦颈上，放它飞行。占卜的口诀是：“鸦子东，兴女红。鸦子西，喜事临。鸦子南，利桑蚕。鸦子北，织作息。”四项全都是妇女的事，又是公开占卜，没有巫者参与，显然带有一种游戏性质。它是从女儿七夕乞巧演化来的，只是把民俗的载体从喜鹊换成乌鸦，这与鸦是吉鸟的古俗相承。

明代周履靖《占验录》说：“乌鸦早鸣，主火光之灾。中时(鸣），有小喜。暮(鸣），官非。一云，鸦鸣大概主喜少，忧多。”所谓“火光之灾”，却是对周文王时火团变为乌鸦作反向变说，故作玄妙神异。可见全是巫师依附某一因子而信口开河。在迷信的领域内，也有百家争鸣、标新立异，创新观点，吸引迷信者追随。因为在这些的后面都联系着巫师的名和利。

宋代薛季宣《浪语集.卷一.信乌赋》：“南人喜鹊而恶乌，北人喜乌而恶鹊。”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三：“北人以乌声为喜，鹊声为非，南人反是。”这种矛盾说法是民俗的地域性差异，并没有什么事理性实质原因。1995年出版的颜森编纂《黎川方言词典》“喜鹊”条仍言：“黎川民间视喜鹊为不吉祥物。”但是“老鸦”条未言民俗所主。黎川县在江西省东部。黎川话“喜”与“啼”同音听调。啼就是哭，由此谐音关系而说喜鹊为不吉祥物。

韩愈诗：“鹊噪未为吉，鸦鸣岂是凶？”倒是平实的看法。认可民俗，但又不迷信，是合宜的一分为二的认识方法。

五

现在来说民俗以为乌鸦是孝鸟。汉代已有这个说法。《说文》“乌：孝鸟也。”所谓孝，是说当老乌鸦不能捕食时，儿女们会给父母喂食，以报答父母哺食幼鸟之恩，晋代成公绥《乌赋序》：“夫乌之为瑞久矣。以其反哺识养，故为吉鸟。是以周书神其流变，诗人寻其所集。国有道则见，国无道则隐。斯凤凰之德何以加焉。”

所谓“周书神其流变”，指周武王时火团变为赤鸟，停在屋上。所谓“诗人寻其所集”，指《诗经》说的乌鸦落在富人屋上。成公绥解释这两件事的原因在于乌鸦是孝鸟，因而是吉鸟，这完全是颠倒历史，乱说民俗。说是吉鸟，在于日中三足乌神话而来的阳乌之名。此事在前，孝鸟之说汉代才有，后有的事怎会成为前事的原因。所言“国有道则见”，仍是周武王事，而国无道乌鸦则隐，便是无据的说虚弄玄。为了以乌鸦为题写这首颂诗，竟说民俗对乌鸦的喜爱，连凤凰都比不上，完全不顾事实。

其实，一切鸟兽长大有了自活能力后，都是离开父母，并无反哺之事。南朝梁代刘孝威《乌生八九子》一开头说：“城上乌，一年生九雏。枝轻巢本狭，风多叶早枯。氄毛不自暖，张翼强相呼。”详写幼乌受父母护养的情况。后文又说：“羽成翮备各西东，丁年赋命有穷通。”即幼乌成长后各奔前程，谁不顾谁，谁也不知谁，并未写反哺一层，是合乎实际的。

据四川大学中文系张永言教授研究：乌鸦因羽毛黑，最早本叫“兹乌”。“兹”是黑色义，由两个“玄”字合成，“玄”便是黑色。《左传.哀公八年》：“何故使吾水兹？”为何使我们河水变黑？后来“兹”的黑色之义渐渐不用，人们不知道了。儒家学说要宣传子女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，便把口语中的“兹乌”写“慈乌”，而把“慈”解释成“孝”义，于是产生了所谓“反哺”的说法，投合了古人重孝的心理，便很快流行推广开了。

《本草纲目.禽.慈乌》：“此鸟初生，母哺六十日，长则反哺六十日，可谓慈孝矣。”只反哺60天，而且只反哺母鸟，这应是一种修改的说法。又说乌有四种，“小而纯黑，小嘴，反哺者，慈乌也；似慈乌而大嘴，腹下白，不反哺者，鸦乌也。”另两种是燕乌、山乌、未言是否反哺。说仅一种乌鸦反哺，也是修改掩饰说法，又是为了增加神异性。人们看不到乌哺的实际，便修改为不是所有乌鸦都反哺，又只反哺母鸟60日，所以不易看到。

乌鸦无反哺之实，人们可有如此之说，可以看成是一种想像，借以表达孝亲的感情。“乌鸟私情”“乌鸟思亲”一类的词语，常被便用，使文章传情增色。晋代傅咸《申怀赋》：“尽乌鸟之至情，竭欢敬于膝下。”晋李密《陈情表》：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，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，报养刘之日短也。乌鸟私情，愿乞终养。”明张刘正《谢准假归葬疏》：“顾臣昔者急切求归，只欲遂乌鸟思亲之念。”

我国已进入人口学所言的老龄社会，国家在宏观方面为老人欢度晚年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条件，在社会细胞的家庭中，儿女更应继承发扬敬老养老的民族传统，关怀赡养父母，怀恩报德。为“慈乌”正名是学术的求真务实，反哺民俗孝德的艺术表达，两可存美。

(原载《寻根》2001年第6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