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0971 几方面微妙的势力】（1 / 2）

至于正德朝之后，仍然对西洋与日本进行海禁，原因在于。

西洋人心怀叵测，难以揣度。

而日本当时处于战国时代，时局混乱，海盗海商往往混淆夹杂。

因此到了隆庆朝方才开月港彻底驰禁。

然而从明代的海贸来看，东南亚、南亚才是海贸收入的大头。

西洋与日本是否驰禁，在当时并不重要。

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，认为“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”既非救书所招，又非旧例所载，不是朝贡船，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，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。

古代的海贸，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，小商民，中等商民，有官方背景的巨商。

如果海贸一旦由韦宝掌控，韦宝将成为一个新的种类，巨商之上的巨商，将会提前在封建制度中弄出垄断资本出来。

因为此前还没有哪一个人的权势达到这种地步，能够垄断华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的所有海贸的。

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，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，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。

比如嘉靖朝的汪直、徐海、麻叶、陈东等人，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，比如郑芝龙。

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，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，官商互利。

如海瑞的养孙海述祖，其父海中适凭借海瑞侄女婿，历任贵州乡试、兵部副使、湖广巡抚、兵部左侍郎等职的高官梁云龙及其家族的庇护，就成为了海南的海贸巨富。

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层楼，富可敌国，据说海述祖曾经将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杀死在海上，夺取其货物资财，然后谎报说狂风败舟，幸凭擎天柱，遇救得免。

海述祖是否是走私，实际上颇有争议，海述祖出海一事，时人皆知，或许是得到官方许可并纳税之后的正常出海。

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，似正是琼州。

若是如此，则明代后期允许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，恐非止漳州月港一处。

明代的海禁政策，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。

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，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。

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，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，与其进行贸易。

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，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，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。

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。

明朝限制商民出海，后来隆庆开海，亦不过开月港，每年发放船引88引，后来增加到110引。

当然，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。

《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》写有：粤海一关，内河外海，口岸繁多，商舶番船，货物纷杂……海关税银，全赖洋船出入，历年多寡不一。

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，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，外夷洋船，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。

这说明那个时候的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，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艘到30艘之间。

这对于华夏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一点点船只往来的贸易量，可以说等于没有海贸。

二三十艘船能运来多少东西，和一个县城做贸易都不够。

影响非常小。

康熙曾经说过，以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多至千余艘，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，二十六日，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，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。

并渝：海外如西洋等国，千百年后，中国恐受其累。此朕逆料之言。

即便不限制，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，绝大部分选择走私。

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。

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，总共收到的也只是是100万两，据说占南宋岁入20%。

即便考虑到我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，也是有够磕碜的。

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、上亿贯之类的奇葩数据，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。

据说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。

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，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。

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，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。

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，深恶痛绝，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。

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，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。

联系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，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，被迫自杀。

就能发现，闽浙士绅似乎并不愿意开海。

在海禁的前提下，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。

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，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。

虽然很小，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，这样的情况，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。

一旦开海，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。

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，在宋元两朝，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，勾结官僚，使得国库空虚。

明初开国，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，但治标不治本，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，影响朝堂。

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，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，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，是分不开的。

清朝不是很给闽浙富民面子，是否证明大清能够更好地打击豪强，保护平民利益。

并不是如此。

清朝土地兼并，能排在历朝历代第一。

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。

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％，清代则减至百分之三十几。

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，则由明代的50％升至清代的百分之六十。

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。

清代，尤其清代后期，大行捐纳制度，富与贵密结合，影响力量趋强；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。

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，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，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，这与打击豪强什么的没有半点关系。

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，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，军纪极劣，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，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，又实施了迁界禁海，造成巨大的破坏。

这些活动，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。

所以后来，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。

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，是否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，抵抗少呢。

不然，广东民风彪悍，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，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