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79章 一个时代的记忆（上）（2 / 2）

自此，谢非报考了北平电影学院，踏上了自己热爱的电影之路。

谢非与新华夏一起成长，他对于其所担负的“社会责任感与民族忧患意识”有着清醒认识。一种“供和国情结”渗透在谢非的电影作品里，那是对传统价值规范的坚守，是个体与祖国命运的紧密相连。

1979年底，文化部电影局召开全国电影创作会，杨岩晋、薛静的《苦恼人的笑》，藤闻骥、武天明的《生活的颤音》，黄键宗以副导演名义拍摄的《小花》，都让观者眼前一亮。

而1980年武贻弓的《巴山夜雨》、1981年郑董天的《邻居》和章暖忻的《沙鸥》的出现，以及后来陆续摘得的“金鸡”“百花”等多个奖项，正式宣告了华夏电影“第四代”的登场。

“第四代”坚持创作与理论互动，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初滥觞一时的电影创新思潮。恰如他们在“北海读书会”写下的宣言：“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，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，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。莫道海角天涯远，但肯扬鞭有到时”。

谢非，则是“第四代”中将主体性立场和个人化的诗情咏叹坚持得最长久的一位。虽然在“第四代”的早期，他并不是领跑者，但却几乎是“第四代”导演中唯一的一位将作者立场贯彻始终的实践者。

谢非一共执导了9部作品，其中他自己认同的有6部，包括再现“供和国一代”共同记忆的《我们的田野》，改编自文学名著的《湘女萧萧》，挖掘人性深度的《香魂女》和《本命年》，体现“第四代”诗化意识的《黑骏马》，以及少数民族题材的《益西卓玛》。

谢非的创作伴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起伏，苏联诗电影的风格影响了他的电影语法，文学名著为他的电影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少数民族题材让其才气任意驰骋。他以诗化影像颂扬理想主义，其作品民族韵味与东方气质并存，人文关怀与文艺坚守共俱，形成了富含人文气息的电影流脉。

1974年至1975年，谢非在北平电影制片厂做影片《杜鹃山》的场记和《海霞》的副导演。谢鉄丽、程怀皑、钱将成为他专业实践课程的老师。他至今仍保留着拍《杜鹃山》时记录的分镜头剧本原始稿，“第三代”导演人的认真细致以及道德品格，给了他极大影响。

谢非执导的头两部电影，并不被他自己认可。

那时，“四人帮”刚刚倒台，大家的思想还并未完全扭转，经过十年的动乱，他急切地想要争取实践与创作的权利，于是便和郑董天联合执导了影片《火娃》和《向导》。

谢非认为，这两部电影是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论的产物，其内容与形式与他个人的艺术理想并无太大联系。但《火娃》的失败也让他习得一课，当停机粗剪后，他才发现情节不够，全片长度不到70分钟，需要大幅度的补拍。

谢鉄丽看样片时说：“看来，用胶片写剧本是不行的。”这句话让谢非铭记终生。

1965年，谢非23岁，刚毕业便遭遇“闻革”，最初，他与同辈青年一并以狂热的激情投身于这场“伟大的运动”。直到“闻革”后期，他才猛然醒悟。

十年浩劫结束了，大家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概括一切，真实表现复杂而丰富的人性才是文艺的要义。谢非也在自我反思，并推出了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片《我们的田野》。

而《我们的田野》成为当时伤痕与反思的主流文艺风潮的代表作之一（当时有一批对“闻革”进行控诉和反思的电影如《苦恼人的笑》《天云山传奇》等）。谢飞的这部“处女作”真诚、抒情，但人物塑造稍弱，而他满溢的理想主义，也使影片温情有余，批判不足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文学界、理论界出现了一种文化反思热潮。谢非感觉到，不能只以苦情控诉曾经的灾难，而应该从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中去求解进步之难与“闻革”之源。影片《湘女萧萧》便是他这一阶段的反思之作。

电影《湘女萧萧》改编自沈崇文的名作《萧萧》，故事描写了一位12岁的童养媳受尽苦难，终于熬成婆婆，但又把相同的灾难带给她的下一代的故事。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就如同一个原地打转的怪圈，制约着故事中的每一个人。

“我只造希腊小庙。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”，沈崇文的这句话被印上了片头，成了题眼。电影也首次出现果.体和“野合”的场面，突破了传统电影中“性与果.体的禁区”。

与《我们的田野》相似，《湘女萧萧》摄制组多用学校的人马，从而做到了经济上的宽松，学术艺术氛围浓厚。影片于1988年获法国第四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，第二十六届西班牙圣塞巴斯提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，还作为我国首部进入美国商业发行网的影片，在日本、德国、加拿大等地上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