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鹏在军事法庭（2 / 2）
王传智问：“总部决定分两步走，组织查处个人回基层，你回部队做了什么？”
张大鹏说：“我是厂长，会计是自愿兵佟学顺和冯力学，他们不让我看账，说要想查帐就得通过法院，这是场站领导的决定。由于他们还有三万多元发票没有我的签字，无法向财务股报账。他们来到我家，先把匕首亮出来扔到床上，威胁我在单子上签字。我坚持看账后再签字，为此争执着。为了找到证据，最后是看一半账我签一半字，全看完了也就全签了。”
公诉人问：“会计是谁任命的？他们带的匕首是哪来的？”
张大鹏说：“那把匕首是我没收工人的，锁在保险金柜里。是站长徐才厚和政委谷俊山任命的，是在我检举后，两次任命佟学顺为会计，冯力学为出纳。
由于告外国记者让我回来等文件，分两步走让我回基层清理账。回到航校我只有找被告，场站政治处主任王兴家做假材料，说我与场站有合同，如果不承认就不处理任何问题，更别说查看账了。”
谷俊山政委说：“都到现在了哪还有账？账已经烧了。”
张大鹏问：“账是谁烧的？你应当承担烧账的责任。”
徐才厚站长说：“账没烧，但你没权查帐，你是个人无权查帐，我和政委查就行。”
张大鹏问：“我检举的贪污、盗窃、诈骗问题是怎么处理的？”
站长说：“都退脏了，纪委都处理完了。”
张大鹏问：“怎么处理的？赃款、赃物都退给谁了？”
王兴家说：“我们只有向上面呈报的权利，没有向你回报的义务。”
张大鹏说：“有些是工厂、商店、个人的，做为厂长我有权知道赃款的下落。”
政委说：“你一二三状告团、师、军干部，那属于诬告，你说我们贪污230万元，你有什么根据？这就是诬告。”
张大鹏说：“诬告？军政委为什么撤职？渎职造成二百三十万元损失，存在贪污、盗窃和诈骗，其中你是被告，你是怎么看到我控告材料的？”
站长说：“我们没看到材料，是上级来人询问才知道的。”
王兴家说：“老张，咱们俩是同学，上面所需要的材料全是我整理的，我们都穿着军装是法人代表。说你是厂长充其量是个老百姓、自然人，不是公诉人，你告法人，就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，也绝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张大鹏说：“请求审判长，公民有没有检举、申诉、控告的权利？”
审判长答：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，公民有对任何国家工作人员检举、申诉、控告和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权利。”
记者问：“刚才王主任说，自然人控告法人，就是与解放军为敌，对吗？”
公诉人说：“徐才厚和谷俊山是部队的站长和政委，他们的职务是法人，他们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军队，因为检举他们说成是与军队为敌是错误的。”
张大鹏说：“检举揭发是我的权利和义务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那就会和他们同流合污，就会走入犯罪的道路，中间的道路是找不到的。我也有妻儿老小，就是因为我办的是知青转点返城，他们答应给我全家落户口来部队，是场站站长臣张和政委昌化刘答应收了我的档案，让司令部朱参谋长给我安排了股营级干部的房子，当着所有场站干部宣布张大鹏不仅是军工，担任新砖厂厂长。然而在部队的渎职干部和诈骗分子的包围之中，他们企图利用我的技术和权利，达到他们犯罪的目的，四次向我贿赂十万元怎么办？我是被*走入检举、揭发、控告的道路。从中央军委到基层四次调查组，存在以下三个问题：第一：为什么场站王兴家和空军后勤部审计局蒋令梁一个腔调说法？...。”
蒋令梁说：“你与齐齐哈尔场站有经济合同，如果你不承认那一切都免谈。”
试问，什么时间？什么地点？又有什么人参加与我订立了合同？
第二：我是厂长，场站站长和政委为什么指派军队的志愿兵佟学礼当会计冯学当出纳，不让我看账，还派司令部参谋刘大成担任厂长，不让厂长查看账是什么问题？工厂加工件和工人工资怎么解决？
第三：四次调查组都有结论材料和文件，为什么因为我控告外国记者，不给材料和文件？控告外国记者犯了什么罪？
记者问：“张大鹏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检举？什么时候向顾问委员会控告的？”
大鹏说：“自1985年2月向场站党委检举，1985年12月向顾问委控告的。”
记者问：“你控告外国记者的材料是什么时侯邮的？”
张大鹏说：“86年4月13日邮的，广播电台是4月16日早新闻联播报道的。”
审判长说：“张大鹏，你把所检举控告的案件和详细经过陈述一遍。”
张大鹏带着对法律尊严的崇敬，详细的陈述了知青转点返城后的经过。
28年后，毛华侨将军在军官的簇拥下走进大厅，坐在前排的空位席上倾听着。曾经采访过大鹏的中央电视台、法律出版社、大众日报、正义网和山东省记者们也在瞩目中录音和拍着。
最后由审判长宣布：“今天的答辩会到处暂时结束，择日开庭判决，散会。”
记者问：“这就是你在部队的案情吗？或者是你担任厂长因检举控告被打击报复？”
大鹏说：“是的，也是我成为真假军工的来源。案件发生28年后的今天，能够在军事法庭上申诉是多么的难能可贵，也许是我在给立案单位写信或网上实名控告的结果。”
请看下部：《大浪淘沙反腐败》，是写给总后勤部刘源政委的申诉信；和网上向中纪委实名的控告。